■ 本报记者 孙金霞 见习记者 杨怡明

【农村金融时报】

这种把农民工金融服务工作人性化、细节化的组织，除了贵州农信之外，其它省份还有吗?记者调研发现，尚不存在。

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银行内部人士介绍，服务在外务工人员的做法，以前听说有安徽农信的“在外徽商”联盟、湖北农信的圆梦贴息贷款、山西农信的“农信号”高铁等。

记者联系安徽农信内部相关人士，对方透露，自己从来没听说过“在外徽商”联盟;联系湖北农信方面，截至发稿之日，尚没得到明确回复;至于山西农信的“农信号”高铁，据记者了解指的是绘制着“山西省农村信用社”的高铁列车，只是山西农信取得了该趟列车的冠名权，是在宣传该农信社的品牌。

类似这样的品牌形象宣传还有内蒙古自治区联社与天骄航空异业合作冠名的“内蒙古农信号”彩绘飞机，以及“贵州农信黔农云”高铁专列等。大多是在展示当地农信品牌形象、彰显社会责任的同时，向社会传递服务“三农三牧”的企业宗旨。

“有一些省份也想做农民工金融服务的工作，可能选择的模式和方法还有待探索，没有找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最后只能不了了之。”某银行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贵州农信的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是否可以在全国推广?一位农商银行相关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以我对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的理解，全国推广贵州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不一定适合，但是可以在部分地区推广。”

据他分析，贵州省成立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是建立在贵州是劳务输出大省的基础上。因为有农民工群体在全国，设立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就有了价值。像四川、河南省等劳务输出比较多的省份，是可以设立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像浙江等人员流动较少的省份，建立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的意义就不大。

某省农信相关人员对记者说：“对于外出农民工不多的省份，要不要做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呢?我认为，也是要做的，农信系统可以把农民工服务中心抓到手上，比如可以通过科技赋能，用‘互联网+金融’的形式，来增加当地农信系统与流动人员的粘度。”

就此，相关专家分析：“不光是输出地要做农民工金融服务工作，接收地也应该做农民工金融服务的工作。不管你是从哪儿来的农民工，输出地和接收地都要联动起来，把农民工服务工作做好。”

据他分析，比如，贵州省输入到北京市的农民工，不光是贵州省要做这项服务工作，北京市相关机构也要服务农民工，衍生到金融领域，可以参考借鉴贵州农信在服务农民工上的经验做法。

“农民工为务工地做了贡献，创造了价值，我们应该尊重农民工这个职业，肯定他们的成绩，为他们服务，让他们享受到创造价值的成果。”上述专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