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郑源源 戢华盛 王松
【农村金融时报】
2020年以来，农信机构改革重组动作不断。在刚刚过去的12月，广东全省农信社全部改制组建农商行。据不完全统计，仅去年就有50余家农商银行获批筹建，除了单家的农信社改制为农商行之外，更有多家位于地级市所辖市区的农信机构合并重组为市级农商行。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在接受《农村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为增强农商行规模效应和抗风险能力，对东北和中西部地区规模较小的农信机构，应鼓励在市场化的基础上进行重组合并，适当组建市级农商行。这与坚持县域法人地位的原则并不矛盾。通过重组合并，增强中小农信机构抗风险能力，从长远看有利于稳定县域法人地位。
什么是市级农商行
一般来说，大多数农信机构是以县级“小法人”的形式存在，即一个地级市所辖的每一个区和县均存在区域内的独立法人机构。
以江苏徐州市为例，徐州城区原有铜山农商行、淮海农商行、彭城农商行三家机构，去年三家农商行合并组建为徐州农商行，同时徐州县域还有丰县农商行、沛县农商行、睢宁农商行等多家机构。诸如徐州农商行这类，由城区农信机构改制或合并组建的机构被称为市级农商行。
通常情况下，市级农商行成立后，其余县域法人机构依然存在，且他们之间不存在隶属或管辖的关系，地位平等、自主经营。例如，在江西省赣州市同时有赣州农商行、赣县农商行、大余农商行、信丰农商行、上犹农商行等17家机构存在，且均为独立法人。“在江西，市级农商行与县级农商行之间就像是‘兄弟关系’。”一位接近江西农信的人士这样告诉记者。
这种在一个地级市行政区域内，市级农商行和县级农商行并存，且法人地位平等的模式在目前已完成农信机构银行化改革的地方较为常见。
董希淼表示：“无论是市级农商行还是县级农商行都是独立的法人，都是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不以规模大小或者级别高低来区分，这种模式是符合法律法规、符合市场经营规律的。在这种模式下，省联社更应注重发挥好行业管理和服务的职能。”
探索“牵头行”模式
和上述的“兄弟关系”不同，还有一些地市级农商行自成立之时就被赋予了更多职能，在其所在地级市辖区的农信系统里扮演着“牵头行”的角色。
在较早完成农信社产权改革的湖北省，一些地级市亦同时有市级农商行和县级农商行，市级机构对县级机构行使管理、协调、指导、服务等职能。
湖北农信相关人士告诉记者，在农信社改革的过程中，省联社在各地市设立的办事处被合并到了新成立的市级农商行，市级农商行对该市辖内的县级机构行使一定的管理职能，这在湖北农信系统中比较普遍。
在日常运营中，市级机构如何对县级机构行使管理职能呢?上述人士表示，县级农商行是独立的法人，业务经营中有一定的自主权限，在贷款权限、利率定价、薪酬分配、财务核算、员工岗位调配等方面都能自主决策，市级行原则上不干预，但业务上的指导、协调和管理还是有必要的。比如市级行对辖内县级行有的业务实行集中办公，如远程授权等。此外，市级行可在资本约束范围内自主决策审批、发放相应额度的贷款，大额贷款需求可与辖内县域行社组团发放。
与湖北农信模式类似的还有即将完成农信社产权改革的河南农信。记者从相关渠道获悉，目前洛阳、驻马店、濮阳、周口、郑州、许昌、鹤壁等地市的农信办已撤销(合并)，全省已有8家市级农商行挂牌开业。
河南省联社相关负责人曾在公开场合介绍，河南农信改革的思路是撤销市农信办，将市农信办与城区农信机构整合组建市级农商行。同时，在市级农商行成立党委，管理辖内各行社党委。县级农商行和市级农商行的法人地位仍然平等。市级农商行通过党委在干部队伍建设、基层党建、纪检监察等方面发挥作用。县级农商行则自主经营，业务上实行市场化管理。
河南农信相关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其所在地区的市农信办已经撤销，成立了市农信办党组，市农信办党组书记一般兼任市级农商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董希淼告诉记者，撤销市农信办主要是考虑到农信办和市级农商行同时存在的话，多了一套人员和架构，管理成本、协调成本都高出不少。
然而，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对于市级农商行是否应该发挥“牵头行”作用，各方的观点大相径庭。有观点认为，除非市级农商行持股县级农商行，否则市级法人对县级法人行使有限的管理权，与农商行的独立法人地位相冲突，还可能使双方产生利益冲突。“比如有个大客户，市农商行去营销，县农商行也要去营销，那怎么去争取这个客户?这就产生了利益冲突。”一位接受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这样说。
但也有看法认为，市级农商行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承担原市农信办的部分职能，推动落实省联社部署的各项工作，对辖区农信机构进行监测、督导、定期通报。“我们全省有130多家行社，董事长、行长就有二三百人，省联社直接管怎么管得过来?需要有一个独立的部门或机构对辖区机构管理、服务、指导。”中部地区某市级农商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还是因为各地的情况差异较大，如东部沿海省份，各县级机构的实力较强、资产质量较好，有的机构甚至已经完成上市，这种情况下一个区域级机构‘牵头’的诉求就会弱很多，机构更需要的是在平台搭建、科技系统建设等方面的服务支持。而在某些省份，县级机构实力弱、资产质量不佳，有的甚至接近高危状态，这样的地区上级机构的监督、管理、统筹就很有必要。这个问题很难一刀切。”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
同时，有观点认为，农信机构由于扎根基层一线，其经营模式受地方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大，在有的区域可能因为发展和信贷需求很弱，但当地百姓依旧有支付结算的诉求，这样的区域的机构如何发展就很需要统筹协调。
截然不同的观点背后，都是不同机构在农信改制道路上的探索，折射出的实际是农信社体制机制深层次的问题———省联社及办事机构的改革，到底应该如何改，目前这一行业问题还没有标准答案。以地级市为单位的局部改革，正在为全局性的改革探路。
“抱团取暖”或成为常态
除了上述两种模式，还有少部分区域的农信系统改制更为彻底，区域内整合之后采用的是统一法人模式，即在改制或合并之后，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农信机构合并为一家法人机构，实行分支行制。记者梳理发现，采取市级统一法人的地区一般经济实力较强、行政层级较高、城镇化水平较高。例如青岛、大连、深圳、厦门、武汉等城市，均成立了统一法人的市级农商行。
但就实际情况而言，这种模式适用的范围非常有限。社科院农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冯兴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在农信改制的过程中，建立省级统一法人或市级统一法人容易使得金融机构的决策层级变多、链条拉长，更注重城镇区域。
无论是哪种方式，都是农信机构根据区域实际进行的探索和选择，但通过合并重组来进行深化改革的趋势是一致的方向。
记者梳理发现，自2019年以来，先后有佛山农商行、郑州农商行、韶关农商行、云浮农商行、徐州农商行、盘锦农商行、榆林农商行等市级农商行获批筹建并开业，均为城区农信机构合并组建。
为什么农信机构纷纷选择“抱团取暖”?
据董希淼介绍，经过两轮改革，农信社内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农信社体制机制上深层次的问题逐步显现，部分农信机构发展定位模糊，商业化经营与服务“三农”目标存在一定冲突，涉农贷款比例下降;少数农信机构资产质量下行压力较大，化解不良、防控风险面临严峻挑战。
同时，一些农信机构由于地处城区，面对白热化的同业竞争，生存环境较县域、农村地区更为严峻。湖南湘潭农商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严桦撰文指出，城区农商行生在城区，长在城区，但它又姓农，既体现了农商行的共性，又有不同于县级农商行的个性。相比县级农商行，它面临着资产质量劣变快、运营成本负担重、经营收入增长慢、市场份额拼抢难、政府支持力度弱等现实问题。
银保监会副主席曹宇曾在2019年4月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由于中小银行自身管理能力和经营实力有限，特别是客户群体有一定的特殊性，中小银行受到疫情冲击比较明显。2020年会陆续看到中小银行的改革重组工作力度比较大，特别是市场化重组的力度和措施会比较多。包括针对中小银行的再贷款、定向降准以及差异化的监管政策等，都将为中小银行的改革重组创造有利的条件。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则表示，银行通过合并重组可以提升自身能力，应对日趋激烈的市场挑战。并非“出现风险”的银行才会考虑合并，重组实际上可视为从银行长远发展角度出发的一种前瞻性改革。通过合并、重组扩大银行规模，能够提升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进一步释放银行的竞争优势。这种整合浪潮很早之前就开启了，未来也将延续下去。
接受记者采访的农信机构相关人士也普遍认为，农商行通过整合重组，一方面可以做大做强，集中区域资源优势支持当地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在重组过程中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可以规范农商行的公司治理，并有助于化解不良贷款，提高防风险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