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郑源源 王爱静 韦秋莹 见习记者 李美丽

【农村金融时报】

数字化转型是银行业加强监管、规范发展的外在驱动，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

近两年来，我国推进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步伐不断加快，包括《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等在内的一系列文件陆续出台。这些文件为新时期银行数字化转型发展勾勒蓝图、明晰脉络，为正在筹备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银行业指明了方向。

在此背景下，如何根据自身实际推进数字化转型，借数字化转型契机更好赋能乡村振兴，成为农村中小银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

为此，本期“农村金融大家谈”邀请瑞丰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章伟东，广西那坡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班伟，萧山农商银行个私业务部总经理倪杰，对农信机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实践和经验进行分享和交流。

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当前商业银行绕不开的话题。

无论是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还是地方中小银行都在不断加大数字化转型的投入力度。对于贵行而言，您认为数字化转型在当前有哪些意义或者必要性? 章伟东：从宏观层面来看，当前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催生了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下数字经济逆势增长，显示了强大生命力和韧性。数字化改革已经被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数字化改革是我国金融业发展大势所趋，而“无数据不金融、无技术不金融、无场景不金融”将成为必然。

从同业层面来看，银行业数字化改革，既发展相对完备又处于深水区，就目前我国银行发展现状来看，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新兴互联网银行等在数字化能力方面体现了较强优势，而农村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在数字化能力方面仍有待强化。《中国上市银行分析报告2021》显示，数字化改革步伐较快的银行，其业绩提速明显快于其他银行。

作为经营货币资金和提供相关金融服务的银行业，其本质上是一种中介服务，包括支付中介、信用中介和投融资中介，其存在的前提是：资金的最终需求方和最终供给方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或缺乏信任，供需双方需要通过金融中介才能达成交易。银行需要收集供需双方的基础信息、财务信息等，以判断其资信状况、信用质量等。因此，银行业天然需要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转型升级。

在客户层面，互联网金融机构的无界竞争，使得银行市场份额遭受蚕食，农商银行传统的产品服务和交互渠道，对客户吸引力更加孱弱，昭示着其数字化改革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同时，随着消费者金融需求的多元化发展，农商银行客户对于金融服务体验的要求越来越高。

对农商银行来说，金融脱媒、利率市场化、息差收窄、经营区域受限等多重因素对农商银行的挤压效应日益明显。因此，农商银行亟需思考如何开展数字化改革，打造个性化的产品服务，从而差异化获客。

贵行近几年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做了哪些探索和尝试? 章伟东：在绍兴银保监分局指导下，围绕浙江省农信联社的数字化部署要求，我行制定了数字化改革“三步走”战略：拥有数据、数字化转型和数字银行。我行依托省农商联合银行大平台接入地方资源，围绕社保、医疗、市政、校园等服务场景，加快推动金融服务全面融入百姓的衣、食、住、行、医、保、教、娱，突破传统银行服务空间、时间和资源的限制，构建“数字+场景+服务”的开放银行服务生态。

具体来看：

一是以场景驱动和数据赋能，聚焦局部优势领域，研究数字化创新布局，鼓励场景应用和微创新培育，以改善客户体验为目标，在全行营造创新氛围。

二是探索差异化本地特色创新发展模式，完成灵活查询、营销管理、裂变营销、金融小店、丰收联盟、商户系统等模块和功能的开发上线，构建“触客、拓客、获客、活客、粘客”五位一体的数字化营销体系，开拓从“线下”到“线上”、从“单户”到“规模”营销模式创新。

三是创新产品、优化流程、挖掘模型、提升效率，完成共富贷等较高客户体验的线上产品，支持实体经济。

同时，我行推进数字化营销赋能，通过对客群数据的分析、挖掘，对客群进行分层管理，针对不同客群的需求提供精准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实现客群差异化营销策略。

我行还打造数字化风控体系，以数字化改革“赋能”风控体系建设，实施信贷产品标准化改造，创新小微企业风控技术，提升识别风险、经营风险、化解风险能力的同时又能更大程度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实现人人可贷，促进业务发展与风险把控的平衡。

我行实施数字人才培育方案，完善数字化人才培育课程体系，打造一支高效的企业内训队伍，培养一支既有业务知识又有数字化思维与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此外，我行聚焦客群需求，推进深度经营，实现数据驱动型的营销，实现场景赋能与精准营销;持续加强全面主动风险管理，增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保障信贷业务稳健发展;加强对外输出技术支撑，依托自身先进技术为同业搭建微贷架构，推动微贷业务向外输出;坚持数字化思维方式，提升非现场管控能力，加大对异地支行、村镇银行的远程管控。

已有的数字化转型给贵行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影响和成效? 章伟东：一是营造数字化改革浓厚氛围。我行通过建立数字人才培育体系、举办数据分析及创新大赛等方式，在全行范围内打造了信数据、看数据、懂数据、用数据的数字文化，从原来被动接受数据到主动分析数据、思考数据，逐步形成了用数据说话、向数据要效益的共识。

二是提升创新意识与能力。我行通过打造“产学投研”的联动机制，推动前中后台多部门协作配合，极大地提升了流程优化速度与业务效率，打造出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和客户需求的创新产品，持续完善金融服务服务方式。

三是应用数字科技降本增益。我行引入语音识别、远程视频、5G、物联网等新兴技术，以“机控”替代“人控”，减少机械化、重复性的网点与结算作业，同时运用数字技术推动审贷放贷流程智慧化再造，综合工商、税务等多维数据综合研判企业经营状况，降低研发、运营、风控成本，综合提升金融服务效能。

贵行在数字化转型的道路上遇到了哪些现实的困难和制约? 章伟东：一是多重数据合规和安全压力。新技术应用到金融场景中，势必形成更具开放性、功能性的金融生态系统，给金融业带来网络安全问题，加剧高价值资产保护压力。

二是规模体量的限制。由于农商银行经营范围的限制，客群体量难以支撑部分业务开展，规模效应难以呈现。

三是科技短板客观存在。目前农商银行依靠省农商联合银行系统支持，自建系统还不足以满足业务拓展需求，线上线下融合的能力有待提升。

四是数据来源的匮乏。大部分金融机构都意识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但受制于数据资产的支撑，缺乏完整的数据治理体系，导致产生内部数据缺失、外部数据源少且质量低等问题并造成连锁反应，降低高层决策速度，拖慢改革进度。

五是专业复合型人才缺乏。农商银行由于转型氛围不够，缺乏高效的建设和投入力度，不足以吸引高水平金融科技人才，导致创新发展实力有限，数字化改革进程缓慢，限制了对于满足客户需求的开发能力与科技响应能力。

对于解决农商银行在数字化转型上存在的共性问题，有哪些思考和建议? 章伟东：共性问题主要有专业复合型人才缺乏、数据来源匮乏、规模体量限制等。解决方案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做好顶层设计。目前监管要求农商银行回归本源，明确了农商银行自身所服务的基础客群和业务模式。因此，农商银行进行数字化转型时要在现有监管条件下有针对性地制定规划，完善顶层设计。

二是做好组织保障。要构建数字化赋能的矩阵组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创新激发的体制机制，培育开放文化，发挥全行干部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各项考核制度要深度契合业务发展。

三是建立支撑体系。要同时在战略、组织、能力、制度、文化、人才等方面建立支撑体系，打破部门壁垒，促进前中后台的协同配合，要将数字化改革任务分解到各部门、各中心、各岗位，真正做到全行一盘棋。

四是加强与省农商联合银行沟通。农商银行受体量与规模的限制，在科技投入方面的力量较为薄弱，应背靠省农商联合银行大平台，强化沟通机制，促进两级融合。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中小银行普遍存在着“数字化转型焦虑”。对此，您怎么看? 倪杰：客观来说，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中小银行能感受到金融机构间因体制、定位、地域、规模不同而产生数字鸿沟，因鸿沟而产生的数字化转型焦虑也的确存在，主要表现在对于数字化转型的方向、路径、目标并不明确，与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相比，担心先天科技劣势过于明显、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目标与结果不匹配等问题。

但就立足于“县域”的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而言，因其“小法人、本土化”的特点，也存在着其他金融机构并不具备的先天优势(“地缘、亲缘、人缘”)，如能善用当地社会资源、加强合作共赢，因地制宜构建“小而美”的差异化竞争和精细化管理体系，必能推动数字化改革高效赋能农村地方经济发展和助力小微企业健康成长。

贵行对推进数字化转型做了哪些探索? 倪杰：我行充分关注农村基础金融服务需求，通过数字技术延伸服务触角，基本构建了“基础金融不出村、综合金融不出镇”的金融服务体系。同时，我们还加快把移动金融服务向外延伸，重点建设开放型社区银行，将金融服务全面融入政务服务、交通出行、医疗社保、社区商圈等居民生活生态;向内打造“一键式”的工作模式，极大提升客户经理工作效能。

目前贵行数字化转型取得了哪些成效? 倪杰：通过深入分析、对比重要时点相关数据，我行在营销、管理、决策上均实现“提质增效”，数字化转型促进相关业务高质量发展。

第一，客群基础更为夯实。我行坚定数字化转型步伐，数据、服务、客户多维度下沉，实施错位竞争、差异化营销，关注维护签约客户、活跃客户和重点客户，提升中间业务营销、存量客户维护、营销活动运营等能力，最终形成一整套“3D”存贷数字化运营体系。

第二，存贷规模持续领先。我行重点强化客户带动、存贷联动，加大优质客户营销力度;引进优质房地产开发、政府平台、上市公司以及“凤凰计划”、数字经济梯队等贷款项目;主动外拓营销，有效开展“团购贷”业务，以批量获客为主，提升业务效率。截至4月末，我行各项存款1978亿元，较年初增加169亿元;各项贷款1506亿元，较年初增加91亿元。

第三，收入能力持续增强。我行加强管理会计在考核中的数字化运用，加大力度应用EVA、RAROC对分支机构考核;完善客户经理模拟利润的绩效考核，逐步向省级系统转移;优化考核指标体系，继续实施分层分类考核，逐步拉开绩效薪酬;将对公存款与支行行长考核挂钩，调动“首席客户经理”积极性;调整客户经理薪酬结构，提升存款业务绩效占比。

第四，资产质量持续优化。我行进一步完善内控管理制度，梳理监管处罚案例及全省的现场检查情况通报，汇编各条线业务风险点和风险防控措施，有针对性地开展自查自纠;密切关注不良贷款发展趋势，抓实信用风险管控，加大不良清收处置力度。

第五，工作效率持续提升。我行推动网点转型和业务流程优化，客户柜面交易平均时长由11分钟下降至9.8分钟，平均等待时长由14分钟下降至11.8分钟;通过投放数字贷款，实现贷款产品线上化、自助化，提升风控管理数字化水平。

下一步，贵行在推进数字化转型方面有何规划? 倪杰：在数字化人才长效培养方面，下阶段，我行计划加大全行科技人才的挖掘和培养力度，充分发挥有科技背景员工的主动性，加强日常数字化小工具的开发，壮大科技人才力量，进一步充实数据中心的人才队伍，满足日益增多的数据开发与分析工作要求，为全行数字化转型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在数字化理念持续提升方面，我行搭建转型在线工作平台，建设转型工作员工交流论坛，定期举办“数字化转型”专项培训，通过各个层次培训增强全行各层级员工对数字化转型工作的理解和认识。

在数字化工具迭代升级方面，我行全体客户经理、财富经理、商户经理、大堂经理配备平板+背夹的移动营销设备，利用数字工具简化业务流程，提高业务时效性，提升服务竞争力;以瓜沥七彩小镇“未来社区”试点为经验，与当地政府、社区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具体通过“金融+邻里、教育、健康、创业、生活、交通、共享、智能、治理”九个金融服务场景，利用丰收互联平台，为社区各类人群提供服务;增加无纸化平台应用和智能柜员机的布放，加快网点智能化建设，进一步推进柜面业务流程优化。

贵行对推进数字化转型具体做了哪些探索?目前取得了哪些成效? 班伟：我行在探索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一是整合部门。把科技部门和业务部门界限打破，科技部门人员参与产品设计，业务部门人员将需求和产品推进的反馈与科技部门人员充分交流。

二是以科技赋能乡村振兴。通过自治区联社搭建安全、完整、通畅、快捷的支付清算服务体系，大力拓宽农村地区支付结算渠道，同时依托“万名农信党员进万村工程”接入政务共享数据，建立区域涉农数据规范体系，为推进“整村授信、户户有信”提供有力支撑。目前，我行创建 8个信用乡镇，105个信用村(社区)，评定信用户2.66万户，布设到村屯的金融便民服务点有130个，各类自助设备45台、POS机458台，使农民足不出村就能办理金融业务。

三是重点发力移动互联网业务。推进农村信用体系、支付结算体系、保险担保体系、村级金融服务体系、农村产权抵押信贷产品等模式建设和优化升级，构建良好的信用环境，同时大力拓展银行卡和电子银行业务，加快金融服务线上化步伐，巩固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截至目前，我行借记卡发卡量超36万张，信用卡发卡量超0.5万张，手机银行客户数超4万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