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郑源源 郑长灵 肖瑛 王松 见习记者 李美丽

【农村金融时报】

数字化转型是银行业加强监管、规范发展的外在驱动，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

近两年来，我国推进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步伐不断加快，包括《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等在内的一系列文件陆续出台。这些文件为新时期银行数字化转型发展勾勒蓝图、明晰脉络，为正在筹备数字化转型工作的各类银行指明了方向。

在此背景下，如何根据自身实际推进数字化转型，借数字化转型契机更好赋能乡村振兴等也成为农村中小银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

为此，本期“农村金融大家谈”邀请长沙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胡善良，泉州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林向前，江西省联社赣州辖区党组书记、赣州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陈迎宾，对农信机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实践和经验进行分享和交流。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地域、机构间的数字鸿沟客观存在，中小银行普遍存在着“数字化转型焦虑”。对此，您怎么看?

胡善良：中小银行在数字化转型上存在的共性问题主要有六个方面：一是数字文化和数据意识需要普及;二是数字化转型所需的数据治理人才、高端建模人才、数据应用人才、数据安全人才、数据运营人才、互联网法务人才等新型数字人才存在较大缺口;三是数据质量亟需提高;四是敏捷组织体系有待进一步建设和完善;五是架构优化和技术升级需要稳中求进;六是新环境、新模式和新业态下的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这些问题核心关键是数字人才短缺且培养难题。数字化转型的根本是人的转型，人的意识转型、人的知识技能转型、人的组织模式转型、人的培养体系转型、人的评价机制转型，以及人才发展通道的转型。因此，中小银行要加大数字人才培养，确定清晰的数字人才战略，将数字思维根植到组织的基因里。

虽然地域、机构间的数字鸿沟客观存在，但中小银行无需为“数字化转型”焦虑。中小银行在数字化转型上大有可为，越是落后的地方越有提升空间，数字化转型产生的边际效应越大。我认为，数据作为生产力新要素将与资金、人力、技术和土地等传统要素产生乘数效应，中小银行应该用活用好数据这个新要素。

林向前：与国有大行相比，中小银行主要服务对象集中在中小城市与农村区域，总体上存在区域数字信息环境、主要服务客群线上化不足等因素制约。同时，大型银行依托自身品牌、资源、技术等较早完成数字化转型布局，而中小银行在战略导向、组织机制、科技队伍、数据能力、智能服务、生态建设等方面积累起步较晚且参差不齐。怎样转向数字化，转向怎样的数字化，转向后如何让数字化快速实现价值，探索过程需要一定时间，而且当前城乡数字化差别日益显著，数字鸿沟现象呈现进一步扩大趋势。

数字化转型面临挑战也蕴含着机遇。随着消费、社交、娱乐等领域在电子化上率先破局，市场主体对数字化接受程度日益提高，中小城市和农村区域已形成数字化金融需求潜在市场。同时，大型银行、互联网金融数字化冲击也为中小银行自身数字化转型带来相对成熟的市场经验与借鉴案例。在充分结合自身定位、路径选择、市场发展的基础上，中小银行可以发挥自身“结构简、调整快、决策优”的优势，在数字化转型洪流中寻找新机遇。

陈迎宾：近年来，数字化已渗透到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推动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当前商业银行竞相发力的方向。毋庸置疑，在这场深刻变革中，国有大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大步迈进，而以农商银行为主体的中小银行也非常急迫。但是，受自身经营规模不大、科技人才力量不强、资金实力不足等多重因素影响，他们或多或少存在外部数据资源如何获取、众多客户数据如何整合、投入的研发资源财力能否承受、效果能否达到预期等一系列焦虑，造成在推进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总体感觉急迫中有观望，零敲碎打的多，整体重构的少，导致转型步履蹒跚，成效不够明显。

农信机构数字化转型的难点集中在哪些方面?

胡善良：大多数农商银行数字化转型工作存在一个无可回避的刚性约束，即缺乏对外提供“存、贷、汇、支付、账户、理财”等基础金融服务的核心系统，难以对数据源头进行有效管控和治理，一定程度上掣肘了产品、服务的创新或优化。此外，农商银行数字化转型工作还面临大多数中小银行共同的挑战，如数据意识薄弱、数字人才短缺、数据质量不佳、数据安全等问题。

林向前：数字化转型是企业战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农信机构虽有人熟、地熟的先天优势，但受自身战略、机制、系统、客群等影响，在数字化转型中也有较多难点：

一是战略部署和组织架构支撑不足。农商银行以农村作为主战场，面对数字化转型浪潮，在战略上感知慢、部署慢、起步慢，导致入局数字化进程慢，如何从长远视角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规划是一大难点。

二是技术与需求不匹配。大多数农商银行系统依托于省联社，系统开发建设上的自主性和把控性不足，且因农商银行总体上规模较小，自主开发的技术能力不足。

三是人才与资源禀赋不平衡。相较大型银行而言，农商银行人才吸引力，特别是科技人才吸引力较弱，内部资源禀赋不足，缺乏懂技术和业务的复合型人才，自主研发能力不足，且技术投入和更新费用高，阻碍了数字化转型。

四是智能化转型与渠道服务不够融合。线下网点多、覆盖广是农商银行独特优势，如何在智能化、非接触式转型下保持线下线上服务融合，同样面临挑战。

五是数据利用与治理需求错配。农商银行积累沉淀的数据缺乏提炼、挖掘，导致数据无法形成资产，无法精准匹配使用。

六是部分人员数字化意识不足。农信系统人员结构复杂，不同背景和不同年代人员的数字化转型意识，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七是经营管理与数字化适应度不高。数字化转型具有全新设计、客户导向、可扩展、简单化等特点，许多要求与现有管理结构、业务流程和业务模式不相匹配，需要作相应改变，提高适应度。

陈迎宾：相对于国有大行和管理先进的商业银行，农信机构数字化转型的难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技术力量不强。农信机构本身是在草根金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员工整体年龄偏大、科技专业人才不足，即使近几年通过对外招聘、择优招聘了一批大学生，整体素质有了一定提升，但是缺乏较高数字技术人员的现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二是资金投入不足。农信机构大多是单个的县域法人机构，规模较小、财力较弱，且相互之间数据不畅通、不共享，较难像大型银行一样集整个行业或系统的财力去开发数字系统、数字项目，从而削弱了数字金融的发展成效。即使有的地方省级联社会整体开发，但受制于各成员行所服务的县域情况不同，造成数字开发的期望效果与实际运用效果有一定差异。

三是数字连贯不通。任何金融机构发展数字金融都需要自身长期积累的数据、上级主管单位提供的数据和地方政府政务的数据等作为支撑。但是，以服务县域为主的农商银行，根据监管要求，服务客户局限于县域，在收集各县域基础数据方面又存在壁垒，很难形成数据畅通和体现区域特色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顶层设计一体化的数字转型在农商银行实践中难以获得预期成效。

贵行对推进数字化转型具体做了哪些探索?

胡善良：长沙农商银行高度重视数字化转型工作，去年就出台《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2023年数字化转型工作方案》。从今年开始，我们逐步探索智能营销、智能风控、智能运营、智能管理等应用场景，进一步深挖数据价值。

林向前：我行高度重视数字化转型，在2015年即提出“交易往机器走、人员往市场走”的理念，积极推进数字金融赋能乡村振兴力度。

成立信息科技委员会，从顶层设计上集中力量解决科技系统、产品研发、制度建设、人才培养等问题，同时打破组织架构壁垒，建立科技、业务、风险、网点联动工作敏捷型团队，创新推出“产品标准化、办贷无纸化、风控数据化、审批自动化、营销网络化、尽职免责化”为核心的“小额标准贷”业务模式。截至今年4月末，我行“小额标准贷”业务授信13.61万户，金额127.62亿元。

构建“线上+线下”并轨的金融服务模式，在线下对传统网点进行金融、电商、物流、民生、政务“五位一体”智能化升级，在线上开辟掌上智能营销APP平台与“二维码”营销产品矩阵，实现一部手机、一张身份证即可办理业务，推动零售金融从个性化、便捷化向移动化、智能化转变。截至4月末，全行电子交易替代率98.64%。

对客群进行画像分层，并结合征信数据、公安数据、互联网大数据等多项数据源建立分类风控量化模型，实现自动化风控审批，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和经济下行压力下乱放贷、不敢贷等问题，充分释放客户综合信用价值。

构建“CBG”端综合金融服务场景，即围绕居民(C端)需求，构建“支付+教育”“支付+旅游”“支付+医疗”等社区式金融生态圈;围绕企业(B端)需求，构建“支付+停车”“支付+商超”等商圈式金融生态圈;围绕政府(G端)需求，依托福建农信综合服务平台，以“金融+政务”构建融合服务生态。

陈迎宾:虽然农信机构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一定困难，但转型是大势所趋。为此，我们结合辖内实际，抓住“窗口期”，围绕客户营销、贷款申请、产品创新、支付结算等方面进行实践和探索。

在客户营销上，我行根据自身积累的数据，将客户的基本信息和在我行的业务信息集成输入，开发普惠金融大数据系统。客户经理通过手机登录后，客户需求能够同银行产品和服务自动接轨。

在贷款申请上，我行以法人机构为单位，在微信公众号建立金融服务需求“直通车”，并制定相应的服务管理办法，明确各部门、各岗位对接职责和对接时限。客户登录并填写相关信息和服务需求，1个工作日内就能得到回复。

在产品创新上，我行推出“百福快贷、百福居民网贷、百福惠农网贷”等系列线上产品，让客户既能实现线上自助申贷，又能非接触办贷。截至目前，我行“百福快贷、百福居民网贷、百福惠农网贷”余额分别达到5.64亿元、4.03亿元和4.26亿元。

在支付结算上，我行以贴近百姓生活圈为抓手，大力推广“聚合支付”，并加强与学校、医院、社区等单位和组织的合作，推出“校园通、银医通、社保通、社区通”等线上支付结算，将金融服务嵌入百姓生产经营和日常生活。截至目前，我行累计办理“聚合支付”14.77万户，“四通”交易笔数达47.5万笔，交易金额达3.4亿元。

目前贵行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

胡善良：我行数字化转型已初见成效，数字文化初步形成，数字化认知水平有所提升;数字人才基础初具规模，全行数据建模队伍超过60人，数据分析队伍接近100人，并于去年成功举办本行第一届数据建模大赛;企业级数据标准和相关制度陆续发布，数据治理工作一直在路上;全行近100个RPA数字员工广泛应用在运营管理、内控合规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信用卡业务、零售业务、金融市场、报表报送等10个业务领域，为全行节省近10个全日制员工，工作效率提升90%以上。

陈迎宾:我们在数字化转型的探索实践中虽然起步较晚，但也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是夯实了客户基础。截至4月末，我行贷款授信客户达76.9万户，用信客户达61.1万户，分别比去年初增长17%和18.2%;用信覆盖面达19.3%，较2020年初提高2.3个百分点。

二是加快了办贷效率。数字化转型倒逼我行对办贷流程也作了相应的完善优化，减免合并流程23个，平均审贷时间由3天左右压缩到1至2天，小微个人贷款线上发放占比超过90%，达到“数据多跑路、客户少跑腿”的效果。

三是提升了贷款质量。通过数字集成，我行对小微客户的画像比以前更精准，能不能放款、放多少款，由数字说话，减少了人为因素干扰，提高了贷款质量。截至4月底，我行不良贷款占比较2020年初下降0.12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