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金霞 见习记者 曹沛原

【农村金融时报】

——访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杜晓山

当前，小贷行业面临哪些桎梏，发展情况究竟如何，针对诸多热点问题，记者对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研究员、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杜晓山进行了访谈。

记者：去年，小贷行业贷款余额呈增长趋势，但在外界看来，小贷公司依旧鱼目混杂，影响力不大，您认为造成这种观念的原因是什么?

杜晓山：小额贷款公司在助力脱贫攻坚、服务乡村振兴、践行普惠金融等方面，作出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针对小贷公司面临的问题，我认为首先是供需双方都存在道德风险的问题，供方作为主体责任更大。

从供方角度来看，目前，小额贷款行业的规范性、专业性还不强，制度机制尚不健全，小贷公司风控管理水平普遍较低，具体表现为公司治理结构不规范，风险内控能力较弱，现代技术手段较落后，员工专业素质普遍不高，商业模式不成熟，客户定位不清晰。这些是行业内部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需方角度来看，也同样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加之征信系统尚不完整，会有很多或经营不善或有实际困难的企业，还有一些纯粹的“老赖”，都会给原本就比较弱小的小额贷款行业带来更大的风险隐患。

此外，从外部环境看，我认为小贷公司发展不太理想的另一大原因是，小贷公司基本靠自有资金运作，资金来源单一，杠杆率非常低。

还有，从政策制定以及监管的角度看，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出台有关管理办法。各省市县由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依据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出台的管理办法，制定各自的监管细则。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小额贷款公司的中央和地方监管办法还都没有出台。

不得不说的是，目前，一些区域相关部门负责人对小贷行业的发展和作用缺乏必要的认知、专业知识和能力，甚至对整个行业缺少足够的尊重，导致不少区域存在对小贷公司监管不到位或过分约束小贷行业发展的现象。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金融科技的发展和数字化转型时代的到来，对小贷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和考验。目前，大多数小贷公司数字金融发展滞后，极度缺乏自主研发的能力和实力。

记者：您认为小贷公司如何“危”中寻“机”，是否应该抓住“支农支小”这一机遇，发挥在农村金融领域中的“补位角色”?

杜晓山：2015年，小贷公司逐步达到峰值。根据人民银行发布2015年小额贷款公司统计数据报告来看，截至当年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8910家，贷款余额9412亿元。

到去年末，根据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6453家，贷款余额9415亿元，全年增加550亿元。

6年时间，小贷公司数量缩减了近2500家，贷款余额却没有减少，还略超3亿元，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就是大浪淘沙的过程。这个过程仍在进行中，这个行业经过不断的竞争和整顿，优胜劣汰之后，活下来的小贷公司逐步进入规范性、合法性以及专业性的运作模式。有些内部管理良好、制度相对健全、规范化的小贷公司实力增强了，也就是公司自身的资本金在增强。

小贷公司如何转危为机?“专精特新”这四个字，是我对小贷公司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和期望。我认为，能做到“专精特新”的小贷公司，一定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具体而言，过去或现在小贷公司的单笔贷款可以放到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甚至有的都放到上千万元，这还是小额贷款吗?这样做违背了小额贷款的初心，所以必须要回到“专精特新”这条路上来，回归本源的同时，向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新金融领域拓展。

首先，小贷公司必须找准自己的定位。无论是乡村振兴、普惠金融，都是非常好的平台和机会，作为小贷公司，绝不能贪图自身利益，必须要有供需方双赢思想。

比如，在支农支小过程中，很多客户群体的贷款需求都呈现出“短、频、急”的特点，这部分群体中，大多数客户能够接受短期利率较高的贷款，经过资金运转依然有钱可赚。而这部分市场需求，实际上正是小贷公司应该去挖掘的服务对象，小贷公司还要为这部分群体提供“心坎儿”上的暖心服务。

“补位”这个词很准确。小贷公司的确应该靠“错位”发展业务，除了与大中型银行“错位”，还应该与村镇银行、农信系统、城商行“错位”，在找对“错位”这个空间后，自然就起到了“补位”的作用。

但有一点是所有金融机构都相通的，就是我时常讲的“道”和“术”的关系，“道”就是有没有为民情怀和价值观，“术”就是有没有较为完善的风控技能、运营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小贷公司如果能找准“补位”，拥有“道术”，就可以把“危”变成“机”。

面对各类银行机构服务全面下沉，我认为小额贷款公司咬牙也要坚持住小额、分散，服务“三农”和小微的正确方向，要比其他机构更加关注解决客户群体“短、频、急”问题，且要做出细节，做到差异化、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

小额贷款公司一定要拥有具备自身特色，又兼顾客户需求的创新性产品，在自身机构和财务可持续的前提下，适当压缩利润。重要的是，小贷公司经营者必须要有做“百年老店”的梦想和做“专精特新”的态度，企业才能有远大且高质量的发展前途。

此外，小贷公司必须抓住数字化发展的新机遇，线上线下相结合是金融机构势必要完成的举措，这是大势所趋。尽管目前，小贷公司自身数字化发展比较困难，但不是没有办法。我认为小贷公司与金融科技公司或其他银行业企业合作是唯一出路，寻求解决数字化技术问题，这是亟待解决的大事，耽误不得。还要注意，发展数字化的同时也要注重消费者权益保护、企业道德风险、信息安全等问题。

记者：面对当前复杂的经济环境和疫情考验，小贷行业如何实现更好更平稳发展?

杜晓山：我认为小贷行业未来发展，首先就是要坚持支农支小、支持实体经济，坚持差异化定位，主动借助金融科技的力量提升自身业务数字化水平。同时，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公司法人治理机构;全流程和全员的风控管理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也是我常年呼吁的，就是如何补上鼓励设立和发展“保本微利”“可持续发展”的公益性或称非营利性小贷组织这个短板。

这类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绝大多数设在原重点扶贫开发县，据统计，在我国先后出现过约300家，均有5到20多年的历史，一般由社团组织、社会组织(不少依托政府机构)共同建立。这类组织只发放小额度贷款不吸收社会存款，当时在每个县的服务都覆盖了几千至上万户困难群体。其中有不少机构已基本具备既服务困难群体又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即保本微利)的水平。

不过多年来，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发展总有些难以为继，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相关部门重视程度不够，缺少相应的扶持政策，没有适用的法律规范条例，导致大多数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原始状态。例如，陕西曾经有3个较好的公益性小贷组织，分别在西乡、蒲城、淳化县，由前任妇联相关领导负责管理运作，服务对象是低收入的妇女。

这些公益性小贷组织机构的运作资金一直在艰难地依靠自筹，没有或很少拿到政府财政支持，却始终任劳任怨地为扶贫作贡献，单笔贷款只有几千到一万元人民币。在这些机构的支持下，很多低收入或无收入、家庭负担较重的村镇妇女们逐渐在家门口创业脱贫致富，机构自身也做到了保本微利。

但是，像这类不以营利为目的，默默无闻帮助了很多低收入人群，而且已经存在了十几年的公益性小贷组织，却一直没有合法地位，并且其融资越发困难。我认为这是不合理也是不公平的。

我始终认为，只贷不存的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是发展普惠金融最忠实的支持者和践行者，他们全心全意践行普惠金融，自发自觉服务于普惠金融服务目标群体中的中低端收入客户。

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不仅是小贷行业整体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普惠金融体系的重要补充力量，还是促进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助推器，应得到适当的法律地位和社会认可。我认为，在未来推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如果政府监管政策到位，公益性小额贷款有可能会得到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