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编辑部

【农村金融时报】

今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消息，内蒙古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佟铁顺涉嫌受贿罪一案被提起公诉;6月，曾任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委员、副主任、副理事长的王挺被公布“双开”;5月，安徽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党委委员、副主任孙斌被公布“双开”;4月，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王中印接受审查调查。

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辽宁、陕西、安徽、四川、内蒙古、山西、海南、山东等近10个省级农村信用联社“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成员落马，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前仆后继、窝案串案现象。农信社法人贪腐行为其根在当前农信社政企不分的官办体制;这种经营管理体制不改革，类似“佟铁顺”“王挺”们或许还会铤而走险、陆续登场。

农信社历经改革，发展到目前始终没有突破所有制樊篱，没有解决经营权属问题，尤其成立省级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之后，行政属性不断增强，官办色彩愈加浓厚。

从案发情况看，农信社领导岗位的腐败问题多发生于信贷审批、人事调整及基础设施建设等环节,这些均暴露出农信系统在制度和监管上的缺失。

其中，有四大问题属“致命伤”，应引起高度重视：

一是省联社虽不直接经手信贷业务，但作为各家农商银行主管单位，具有很大话语权。目前，农信系统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细分成多种模式，其中大多数地方所采用的是“省联社——县级联社二元体制”。在这种模式下，一省几十家甚至上百家县级农商银行的领导班子受省联社管理，人事权高度集中，一些省联社领导因此收受系统内高管礼金贿赂，大肆卖官鬻爵，省联社领导想插手各农商银行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和信贷业务也十分便利。

二是省联社名义上是一个经营管理机构，实际上是一个政府行政机构，而它管理的县农商银行又是企业经营单位。在这种管理体制下，人、财、物等权力过分集中于省联社，而省联社虽名义上在省政府与省级金融监管的双重监管之下，实际上其各项权力未能得到有效制约。也就是说他们用强力的行政手腕管理农商银行系统，自身又缺乏有效权力监督体系，这也是一些省联社腐败问题高发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是同级监督失灵，“一把手”权力失控。同样，对县农商行的监管也存在监督制约缺失、压力传导不到位等问题。银保监部门虽有监管权但不是主管部门;市县党委政府没有具体管理职能，国有资本在农商行股本中的占比明显偏低，部分农商行甚至没有国有资本;省联社对县农商行的监管因种种原因也比较薄弱。

四是一些单位管理混乱。有的地方存在员工纪法观念淡薄、违规操作普遍、重要岗位轮岗制度缺位、风险隐患排查不到位、印证管理失控、未严格执行审计内控制度等问题，这给一些别有用心者提供了伺机作案的机会。

腐败案件高发频发，严重损害农信系统政治生态，影响全系统改革发展质量，若再沿袭目前这种经营管理体制，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和银行业退出制度出台，农信社经营前景令人堪忧。

当前应充分吸取腐败案例教训，加快改革进程：逐步深化省联社体制机制改革。对现有农信社进行全面改造，明确所有制权属;坚持“多条腿”走路的改革方针，对其中经营好的农信社进行股份制改造，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向现代金融企业转轨;对经营不善、发展有困难的农信社采取兼并重组等措施，帮助其改变现状，走向正常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