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郑源源

【农村金融时报】

——专访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

“十四五”规划中提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了“促进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壮大县域经济”。 随着脱贫攻坚圆满收官，乡村振兴进程不断深化，推动县域发展对于下一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今年两会期间，本报记者就县城补短板强弱项等问题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

记者：为什么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离不开县域的发展?目前县城还有哪些短板或弱项?

蔡继明：县城是我国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以及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2019年县城及县级市城区GDP占全国GDP的近1/4，县城和县级市城区常住人口分别为1.55亿、0.9亿人左右，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近30%。

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的建议》中指出，要“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把乡镇建成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而国家发改委2020年6月则印发《关于加快开展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了4大领域17项建设任务，并在《附件1 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项目范畴》中，分别详细阐释了17项建设任务的具体建设内容。主要涉及推进公共服务设施提标扩面、推进环境卫生设施提级扩能、推进市政公用设施提档升级、推进产业培育设施提质增效等领域。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都强调要壮大县域经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记者：您在今年向大会提交的建议《县城城市化和补短板强弱项不能一刀切》中，建议将我国的县城分为四大类，这四类主体应如何根据不同功能定位，确定补短板强弱项的具体任务?能否具体介绍一下。

蔡继明：县城城镇化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我国目前有1500个左右县城，由于自然资源禀赋不同，人口总量、结构分布不同，产业结构和比较优势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人文历史背景和社会习俗不同，县域经济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为了避免政策一刀切、一拥而上，我建议将现有1494个县城和158个镇区常住人口20万以上的非县级政府驻地特大镇划分为四类，并根据不同类型县城的功能定位，确定补短板强弱项的具体任务。

第一类是已具备设立县级市或区条件的县城和镇，很快会构成大中小城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县城产业形态是综合型。对于已具备改市或区条件的县镇，一方面要加快行政体制改革，破除阻碍县镇城市化的体制和政策障碍，打破传统的行政区划限制，直接升级为市或区;另一方面要提高行政、司法、治安、交通等管理能力，缓解行政和社会管理压力，加强相应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两个方面都有赖于省市及中央政府的支持和能力。

第二类是大城市和特大超大城市周边的县城和镇。对于大城市周边的县镇，应当发挥其地理区位优势，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联通(如半小时都市圈)，为临近大城市提供所需要的第三产业，并实现基础设施联通，这方面的弱项和短板，需要相关市、县、镇三方共同努力，通过协商确定各自应承担的责任。

第三类是虽偏远但具有特殊资源禀赋的县城和镇。对于虽然不在特大超大城市周边，但自身自然资源、历史文化较为丰富的县，要着力发展特色产业，并通过加强交通设施建设增加其可达性，这方面的弱项和短板特别需要上级政府给予支持和帮助。

第四类是远离城市且无特殊资源禀赋的县城和镇。对于远离城市，交通条件较为不便，特色产业不突出的县，应当以辐射周边农村为导向，完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为周边农村居民来县城的居住、教育、养老、休闲提供条件。推动新型城镇化，提高生产效率，让农民转移就业，要千方百计发展产业。由于这些地区承担了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的责任，中央政府应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帮助这些县城完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方面的短板，强化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弱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