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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刊日期:2019年03月11日 > 总第391期 > A3 > 新闻内容
金融防风险:监管要高效 司法莫缺位
发布时间:2019年03月11日  查看次数:  放大 缩小 默认

【农村金融时报】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一个根本性任务。”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经济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一场记者会上表示。

作为一项根本性任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也成为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严监管要科学高效

两会期间,在河南代表团开放日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行长徐诺金在发言中指出,金融风险无论是从成因上来讲,还是从影响上来讲,都具有复杂性、隐蔽性、突发性等特点,防控金融风险必将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充分认识防控金融风险的重要性、艰巨性和永恒性,并积极加以应对。

结合近年来对金融风险产生、发展的原因分析和防范化解实践,徐诺金认为,做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工作,首先要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增强防控金融风险的主动性,不改革、不发展金融,风险不仅得不到有效控制,反而会越积越多、越积越大。同时,要正确看待当前的金融风险形势及存在的问题,既不能高估,也不能低估,更不能忽视。此外,还要处理好金融监管、金融创新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因为金融风险的成因是复杂的,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既有体制机制障碍,也有外部冲击区域性因素。解决结构性的问题,需要完善宏观调控,包括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可预期性;体制机制性上的问题,要靠改革和发展去完善解决。

需要指出的是,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金融行业的监管日趋严格。在此背景下,部分金融机构出现支持小微企业的积极性不高,甚至存在对小微企业抽贷、断贷的现象。对此,有观点认为,“严监管”在某种程度上“误伤”了小微企业。

针对这一现象,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防范化解微观风险是作为市场主体的金融机构自身的责任,面对微观金融风险,应当交给市场主体去做,发挥他们的创造性、主动性、积极性。如果政府过多地干预防范化解这类风险,则会妨碍金融机构自身成长,宏观金融风险才是监管部门要密切关注的。

在刘尚希看来,严监管不能简单的在“严”字上做文章,而是要科学、有效。不过,他也直言,怎么样区分宏观金融风险和微观金融风险是一个难题,对监管部门来说是一个考验。

此外,刘尚希还认为,监管不能简单地把表外、非标、影子银行当成制造金融风险的“坏孩子”。“我觉得影子银行的出现恰恰反映出在我们现行的金融体制下,市场化程度不够。尽管它不太规范,但毕竟为很多企业提供了融资的途径和通道,不能简单地‘一棍子打死’和用‘迟早要取缔’的心态来看待,否则会对依赖这些通道的企业带来较大影响。”

从监管者的角度出发,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白鹤祥也直言,过多的微观干预不仅效果不好,实际上,依靠监管部门的人力、物力也管不过来。

在白鹤祥看来,防控金融风险,金融机构自身的作用也很重要。“外部的监管只是一方面,金融机构要想把风险管住,就要提高自身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健全内控机制。”

不过,金融机构自身的内控与监管部门的干预并非是两条平行线。白鹤祥认为监管部门要把“把丑话说在前头”,也就是把制度规范摆在前面,立好规矩,从经济处罚、市场准入等方面增加金融机构的违规成本,这也倒逼着金融机构完善内控管理。久而久之,防控金融风险的动力和文化会内生于金融机构本身。

司法机关的重要角色

在防范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司法机关扮演的角色也至关重要。

“人民法院必须帮助金融机构按照市场法治化原则,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处置,努力把金融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巩富文说。

在巩富文看来,人民法院首先可以通过发送司法建议、典型案件反馈、举办专题讲座等形式,为金融机构在金融活动中缔约、履约、法律风险防范等方面提供预警。其次,人民法院可以建立金融审判专家库,从司法角度为金融机构在金融产品制度设计、金融工作流程规范方面提供决策建议,有效预防制度缺陷带来的金融风险。最后,在法律对金融创新领域规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加强与金融机构交流互动,促使现有法律制度与创新金融活动高度契合,推动金融法律体系不断发展完善。

除了与金融机构加强互动,巩富文认为,司法机关应及时将可能引发全局性、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向政府监管机构通报,强化金融监管与金融司法衔接配合,推动形成统一完善的金融法治体系。

具体来看,司法机关可以通过司法裁判,揭示企业非法集资的特点,摸清企业融资的规律,准确区分正常企业融资与非法集资的界限,提炼可具操作性的监管方式和渠道,助推政府加强企业融资市场监管,防范非法集资行为蔓延,保护群众合法财产。针对司法裁判过程中发现的金融机构存在的经营风险,司法机关还可以向监管部门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引导监管部门推动金融行业规范运行,推动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建设,促进金融活动稳定向好。

此外,在审理新技术与金融活动融合引发的新类型案件中,可以通过研判典型案例,分析整理特点,发现创新金融活动可能存在的风险点,为金融监管部门履行审批和监管职责提供有效样本支撑,助力其对创新金融活动的监管策略及时进行修正完善,防止金融创新偏离法治轨道。

在立法层面,今年全国两会,白鹤祥还带来了关于制定《存款保险法》的议案。

白鹤祥认为,建立金融机构有序处置机制,是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必要举措。我国以往的金融机构处置做法以行政手段和政府兜底为主,与市场化、法治化的有序处置机制还有较大差距,在促进金融体系正常的新陈代谢和解决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的问题上还存在不足。

“2015年出台的《存款保险条例》虽赋予了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早期纠正和风险处置职能,但却未明确风险处置的触发标准以及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担任金融机构接管和清算组织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的风险处置能力。”白鹤祥说,“因此,有必要在修订《存款保险条例》的基础上制定《存款保险法》,明确金融机构风险处置的职责分工,制定客观可行的处置标准,构建市场化、法治化的有序处置机制,以实现保护公众利益、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道德风险、促进市场出清及最小化处置成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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